我23岁那年，大弟考上了昆明陆军学院。接到通知书的那天，母亲正在做晚饭，父亲在灶下添柴。父亲没说一句话，雕塑一样缄默，灶里的火苗映着父亲黝黑的脸，我分明看见父亲眼角晶莹的泪……

父亲该说什么呢？面对幸福和喜悦，他无话可说。

大弟读初一那年，一天傍晚回家，突然鼻孔和口腔出血。父亲飞奔着把大弟送到了镇医院。两天后，见大弟的情况依然不见好，父亲又火速带着他到了武汉的大医院。刚到门诊部，血流不止的大弟就被抬进了抢救室。住院期间，父亲两次收到医生开出的病危通知书，但父亲坚信，大弟一定能够挺过来。两个月后，父亲带着病情稍微好转的大弟回到乡下老家，在家里吃药治疗。

我记得那时的药方里有一味是犀牛角，因为价格昂贵买不起，父亲就到镇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里买来整条的水牛角代替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就能听到父亲用斧头砍牛角的声音。坚硬的水牛角要砍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放在一个铜锅里熬出药汁来，再与其他草药一起煎熬。那时，家里成年累月都飘着中药的味道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父亲从报纸上得知武汉杨园有一名民间医生能治疗血小板减少，就带着大弟到了武汉。从武汉回来时，父亲就背回了30个药瓶，每瓶大约有半斤重，用两个编织袋分装着搭在肩上。此后的两年，父亲每月都要去武汉买药，风雨无阻。

大弟患病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全家人最怕看到地上有血迹。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杀鸡，不小心把鸡血滴到了厨房的地面上。父亲见到那滴血，慌忙跑进房间去找大弟，见他安然无恙，才长长舒了口气。

熬过漫长的4年，大弟终于康复了。父亲拍着大弟的肩膀，第一次笑得那么舒心，那么开怀，眼角的皱纹都挤到了一起。

那时，和两个弟弟同龄的孩子大多都弃学打工了。父亲则坚持让两个弟弟继续读书，尽管那时家里为了治大弟的病已经债台高筑。父亲的乐观和努力得到了回报，大弟顺利考上大学。这时，父亲又把心思放在了为我治腿的事情上。

1岁时的那场高烧使我的右腿残疾，在大弟生病之前，为我医腿一直是父亲最主要的事情。幼时的治疗已没有了记忆，唯有7岁那年去武汉做手术，父亲“打人”的那一幕让我刻骨铭心。做完手术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征得医生的同意后，父亲准备带我回家乡的县城医院做后续治疗。

在返回的火车上，父亲将我安顿在座位上，端着杯子接开水去了。他端水回来时，正巧看见一名旅客匆忙从我身边走过，不小心把我撞倒在地。父亲一改平日的温和，大声叫道：“你眼睛长到哪里去了？也不看看孩子腿上的绷带……”说着，挥动拳头就上去了。提及此事，父亲回忆说：“看到你腿上缠着绷带躺在地上，我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，控制不住就动了手……”

最后一次手术，我已经24岁了。父亲想方设法筹到了钱，把我送到了县医院。等我做完手术，留下母亲照顾我，父亲又匆匆赶回家里劳作。

出院那天上午，父亲早早地来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怀抱着一床棉被，上衣最上面的扣子掉了一颗，露着里面的灰色毛衣，脚上的鞋子脏得不像样子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躺在柔软的棉被上，似乎还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体温……

第二年，我只身到福州打工。那年春节我与大弟都回了家，母亲没有做太多的菜，只是用炉子煮了一锅腊肉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父亲喝着酒，脸被水蒸气熏得红红的，他眯着眼，对我和大弟说：“等我老了，就和你母亲跟着你们享福去……”

是啊，这是多么幸福的期待！而父亲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，没留下一句话，甚至不等我们回家看他一眼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母亲说，那天中午一个货站来了一大车化肥，因小弟当月的生活费还差一些，父亲就和人家约好了搬运化肥，全然不顾自己已患上高血压。当第三袋化肥压在他肩上时，他一个踉跄栽倒在地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父亲走了，但他给予我的爱，却时时刻刻在我心中流淌，支撑着我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感谢父亲给予我生命，让我从他的生命里解读了人生的意义。